玄烨时代年收入最高不足二两,乡曲儒生

  我六岁的时候开始读书了,那是1934年的春天。

◎孔勇

  当时,我家的附近没有小学,只是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在十多棵双人合抱的大银杏树下,在小土地庙的旁边有一所私塾。办学的东家是一位较为富有的农民,他提供场所,请一位先生,事先和先生谈好束修、饭食,然后再与学生的家长谈妥学费与供饭的天数。富有者多出,不富有者少出,实在贫困而又公认某个孩子有出息者也可免费。办学的人决不从中渔利,也不拿什么好处费,据说赚这种钱是缺德的。但是办学的有一点好处,可以赚一只粪坑,多聚些肥料好种田,那时没有化肥。

《三字经》里有两句耳熟能详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意思非常明白,生了孩子不送去学习,那是当爹的不对;教育不严格,孩子不成器,则要怪当老师的偷懒。把老师跟老爹相提并论,真是给足了老师面子。但清代老师的朋友圈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孩子王,就是小学老师。这话听着有点露骨,即一个人但凡能吃上饭,就别去当教书先生。这就让人纳闷儿了,清代小学老师的日常是啥样呢?

  我们的教室是三间草房,一间作先生的卧室,其余的两间作课堂。朝北的篱笆墙截掉一半,配以纸糊的竹窗,可以开启,倒也亮堂。课桌和凳子各家自带,八仙桌、四仙桌、梳桌、案板,什么都有。

工资福利有点尴尬

  父亲送我入学,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主供在南墙根的一张八仙桌上,桌旁有一张太师椅,那是先生坐的。拜时点燃清香一炷,拜烛一对,献上供品三味:公鸡、鲤鱼、猪头。猪头的咀里衔着猪尾巴,有头有尾,象征着整猪,只是没有整羊和全牛,那太贵,供不起。

中国古代的老师,根据学生受教育的不同程度而有相应的称呼。比如,启蒙老师叫做蒙师,传授经学的老师称为经师,科举制确立以后还有举业师。但不得不说,作为小孩最初受教育的领路人,蒙师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拜完孔子之后便拜老师,拜完之后抬头看,这位老师大约四十来岁(那时觉得是个老头),戴一副洋瓶底似的近视眼镜,有两颗门牙飘在外面。黑棉袍、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穿一条扎管棉裤,脚上套一双“毛窝子”,一种用芦花编成的鞋,比棉鞋暖和。这位老师叫秦奉泰,我所以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那是因为我曾把秦奉泰读作秦秦秦,被同学们嘲笑了好长一阵,被人嘲弄过的事情总是印象特深。

在清代,蒙师通常便是指塾师。按照当时的学塾制度,小孩到了一定年龄,便要送去接受教育。条件较好的家庭,请教书先生到家中来教育本族子弟,此为家塾;条件一般者,把孩子送到有钱人出资开办的学校中,此为义塾;还有一种是教书先生筹资办校,学生自费前往学习,便是私塾。这些学塾的教书先生,统称塾师,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小学老师。

  秦老师受过我三拜之后,便让我站在一边,听我父亲交待。那时候,家长送孩子入学,照例要作些口头保证,大意是说孩子入学之后,一切都听先生支配,任打任骂,家长决无意见,决不抗议。那时的教学理论是“玉不琢不成器”,所谓琢者即敲打也。

尽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师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实在有点尴尬。有人曾归纳,清代塾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束修,便是工资,又是三者之中的最主要一项。即便如此,塾师的工资却并不怎么高。康熙时期,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的塾师詹元祥,就在日记中记载过自己的年收入:1700年为1两6钱,1701年为4钱5分,1702年为2钱,1703年为1两7钱,1704年为8钱,1705年为1两9钱7分。最高的时候还不到2两,何况个别年份还有跌落。真不知詹老师能不能养家糊口。有些发达地区塾师的待遇要好一些。比如,光绪初年苏州彭氏家塾发给老师的工资是每月六千文铜钱,约合4到6两白银,不知道比詹老师高到哪里去了。

  秦老师也打人,一杆朱笔、一把戒尺是他的教具。朱笔点句圈四声,戒尺又作惊堂木,又打学生的手心。学生交头接耳,走来走去,老师便把戒尺一拍,叭地一响,便出现了琅琅的读书声。

义塾老师可以“吃转饭”

  秦老师教学确实是因材施教,即使是同时入学的学生,课本一样,进度却是不同的。我开始的时候读《百家姓》《三字经》。每天早晨教一段,然后便坐到课桌上去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读熟了便到老师那里去背,背对了再教新的。规定是每天背一次,如果能背两次、三次,老师也不反对,而是加以鼓励。但也不能充好汉,因为三天之后要“总书”,所谓温故而知新,要把所教的书从头背到尾,背不出来那戒尺可不客气。我那时的记忆力很好,背得快,不挨打,几个月之后便开始读《千家诗》《论语》。秦老师很欢喜,一时兴起还替我取了个学名叫陆文夫,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陆纪贵,太俗气。

除了工资,膳食也是塾师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有的家庭在聘请塾师时,会特别说明可以管吃管住,或者提供一日两餐不管住。总之,只要能够管饭,就会显得诚心实意,条件优厚。还有的家庭,虽然不提供膳食,但可以折算成银两,变成工资的一部分发放。

  我背书没有挨打,写字可就出了问题。私塾里的规矩是每天饭后写大、小字,我的毛笔字怎么也写不好,秦老师开始是教导我:“字是人的脸,写得难看是见不得人的。”没用。没用便打手心,这一打更坏,视写字为畏途,拿起毛笔来手就抖。直至如今,写几个字还象蟹爬的。

永利集团官方网站入口,而在义塾中任教的老师,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凡是上义塾的孩子,家庭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任凭哪一家恐怕也没有能力再额外担负起老师的吃饭问题。但不得不说,清代塾师的社会地位毕竟还是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会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义塾的老师可以轮流到学校附近的学生家吃饭,时人称为“吃转饭”,有点吃百家饭的感觉。而且,伙食质量普遍不差。据记载,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做饭送饭时,每顿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

  秦老师是个杂家,我觉得他什么都会。他写得一手好字,替人家写春联、写喜幛、写庚贴、写契约,合八字,看风水,念咒画符,选黄道吉日,还会开药方。他的桌子上有一堆书,那些书都不是课本,因为《论语》《孟子》之类他早已倒背如流,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属于医卜星相之类,还有一只罗盘压在书堆的上面。秦教师很忙,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写字、看病,或者夹起个罗盘去看风水。经常有人请他去吃饭,附近的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把老师请去坐首席。

对那些离家较远的老师,大家还商定让老师在各家轮流吃住,或者吃在这家,住在那家。无论什么方式,塾师的吃饭问题总能够得到解决,也就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开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办学的农民怕出事,把私塾停了。秦老师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授馆,那里离我家有十多里,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可以躲避日寇。秦老师事先与办学的东家谈妥,他要带两个得意门生作为附学(即寄宿生),附学的饭食也是由各家供给的,作为束修的一个部分。一个附学姓刘,比我大五、六岁,书读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秦老师来不及写的春联偶而也由他代笔。此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后来听说也是做新闻工作的。还有一个附学就是我了,那时我才九岁,便负笈求学,离家而去,从此便开始了外出求学的生涯,养成了独立处理生活的能力。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师的基本收入,虽然数量不定,好在旱涝保收。相比之下,节敬并不是塾师的固定经济来源。一般来说,稍微有些条件的学塾都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老师送点银两,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俗称四节礼。有的地方,还会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凑成七节礼。节敬的数额多寡不一,从几十文到几千文,加起来基本不会超过全年的束修。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学塾实在囊中羞涩,基本工资之外没有什么节敬,那塾师们也没办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几句“节礼包分文未见”。想想也真是有点悲催。

  新学馆的所在地确实很穷,偌大的一个村庄,有上百户人家,可学生只有十多个。教室是两间土房,两张床就搁在教室里,我和姓刘的合睡一张竹床,秦老师睡一张木床,课桌和办公桌就放在床前。房屋四面来风,冬天冻得簌簌抖,手背上和脚后跟上生满了冻疮,冻疮破了流血流脓,只能把鞋子拖在脚上。最苦的要算是饭食了,附学是跟随先生吃饭,饭食是由各家轮流供给,称作“供饭”。抗战以前供饭是比较考究的,谁家上街买鱼买肉,人们见了便会问:“怎么啦,今朝供先生?”那吃饭的方式确实也像上供,通常是用一只长方形二层的饭篮送到学校里来,中午有鱼有肉,早晚或面或粥,或是糯米团子、面饼等。我走读的时候同学们常偷看先生的饭篮,看了咀馋。等到我跟先生吃供饭的时候可就糟了,也许是那个地方穷,也许是国难当头吧,我们师生三人经常吃不饱,即使吃不饱也不能吃得碗空钵空,那是要被人家笑话的。有一次轮到一户穷人家供饭,他自家也断了顿,到亲友家去借,借到下午才回来,我们师生三人饿得昏昏。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饥饿的滋味,饿极了会浑身发麻、头昏、出冷汗。当然,每月也有几天逢上富有的人家供饭,师生三人可以过上几天好日子,对于这样的日期,我当年记得比《孟子》的辞句都清楚。

塾师的待遇之所以微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并没有获得士绅身份。通常来说,假如一位老兄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秀才功名,那回到乡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即便当个塾师,工资也不至于太寒酸。而一些连秀才头衔也没有的老师,读书作文的水平确实不怎么高。虽然教育小孩子绰绰有余,但在别人眼中往往也就这般身价了。

  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可我和秦老师的关系却更加密切,毛笔字还未练好,秦老师大概见我在书法上无才能,也就不施教了,便教我吟诗作对,看闲书。吟诗我很有兴趣,特别是那些描绘自然景色的田园诗,我读起来就像身历其境似的。作对我也有兴趣,“平对仄,仄对平,反正对分明,来鸿对去雁……”有一套口诀先背熟,然后再读秦老师手抄的妙对范本。我至今还记得一些绝妙的对联,什么“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和尚撑船篙打江心罗汉,佳人汲水绳牵井底观音。”当然,最有兴趣的要算是看闲书了,所谓闲书便是小说。

昔日之师,今日弟子

  前面说到秦老师的桌上有许多不属于课本之类的书,这些书除掉医卜星相之外便是小说。以前我不敢去翻,这时朝夕相处,也就比较随便,傍晚散学以后百无聊赖,便去翻阅。秦老师也不加拦阻,首先让我看《尽忠岳传》,这一看便不可收拾,什么《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都拿来看了,看得废寝忘食,津津有味,其中有许多字都不识,半看半猜,大体上懂个意思,这就造成后来经常读白字,写错字。

单从收入上来说,塾师的生活无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师重道的风气下,塾师的尊严还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敬重,这也让塾师们倍感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教书先生往往是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留着一把胡须,手中拿把戒尺,摇头晃脑带着一帮小孩背经读史。有不听话或背书不给力的熊孩子,免不了被打手心、抽屁股。塾师的威严,在这里完美展现出来。塾师也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

  秦老师的书也不多,他很穷,无钱买书。但是,那时有一种小贩,名叫“笔先生”,他背着一个大竹箱,提着一个包裹,专门在乡间各个私塾里走动,卖纸、墨、笔、砚和各种教课书,大多是些石印本的《论语》《孟子》《百家姓》《千家诗》。除掉这些课本之外,箱子底下还有小说,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些通俗小说。这些小说不卖给学生,只卖给老师,乡间的塾师很寂寞,不看点闲书很难受。只是塾师们都很穷,买的少,看的多,于是“笔先生”便开展了一种租书的业务。每隔十天半月来一次,向学生们推销纸、墨、笔、砚,给塾师们调换新书,酌收一点租费。

塾师的威严,既是他们对付小孩的手段,也是自己骄傲的资本。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原来的私塾纷纷关闭,新式的学堂相继成立。一些曾在私塾教书的老先生们,顿时失了业,只好到新式学堂里另起炉灶,学习新知识。而这些新学堂的“老师”们,虽然有的留学东洋,有的留学西洋,但小时候大都还有过私塾学习的经历。产生的窘境是,底下坐着的某位老先生,可能就是自己当年的幼师。

  如果老师叫学生多买点东西,那就连租费都不收,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新书。那时,我经常盼望“笔先生”的到来,就象盼望轮到富人家供饭似的。

包天笑回忆说,苏州师范传习所成立后,一位留日归国的青年教师看了报名的新生名单,忙说不能教,原因是:“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我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还有的青年教师,鼓足勇气站在台上,努力去面对台下曾经的塾师。但老先生似乎感觉无所谓,拿起烟斗,呼呼地抽起水烟,立刻又让台上的毛孩儿体会到了什么是师道尊严。类似的例子甚多,直让人哭笑不得。

  秦老师不仅让我看小说,还要和我讨论所看过的小说,当然不是讨论小说的做法,而是讨论书中谁的本领大,那条计策好,岳飞应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应当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待他日直捣黄龙,再死也不迟。看小说还要有点儿见解,这也是秦老师教会了我。当然,秦老师这样做不会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将来也写小说,可这些都在幼小的

塾师各种苦

  心灵中生下了根,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威严上的满足,却无法掩盖塾师日常生活的苦闷。科举体制下,读书人的梦想是科考为官,出将入相。但现实很残酷,能够考中的人毕竟只是其中的少数,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回归乡里,谋得一职,聊以度日。当了塾师的人,更要承受这种心理落差。

  一年之后因为家庭的搬迁,我便离开了秦老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可他却没有忘记我。听我父亲说,他曾两次到我家打听过我,一次是在解放的初期,一次是在困难年,即六十年代的初期。抗战胜利以后私塾取消,秦老师失业了,在家靠儿子们种田过日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据说是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老来还惦记着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我,一个是那位姓刘的。大概他想起还教过一些学生的时候便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吧。前些年我回乡时也曾经打听过他,却没有人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或曾经有过叫秦奉泰的。“乡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闾巷者何可胜道。”我记起了秦老师曾经教过我的古文观止。

蒲松龄就曾写过四首打油诗,题为《塾师四苦》。每首开头,都是“人言教书乐,我道教书苦”,可见确实比较苦。那么,怎么个苦法呢?归结起来有:一是课时多,身体累。“清晨便教书,口舌都干苦”。“开学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二是学堂破,硬件差。“塾堂两三间,东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湿,常在泥中坐”。三是住宿苦,难入睡。“虽有青麻帐,又被鼠穿破。夏间灯烬时,便受蚊虫蠹”。四是食不精,饭难咽。“粥饭不周全,酒肴亦粗卤。鱼肉不周全,时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酱又没醋”。

  1987.5

蒲松龄的描述,或许只是个别情况。尤其对照前面提到的各家轮流给塾师提供好吃好喝的情形,更能看到每个地方塾师的生活状况真是千差万别。但教学时间长、管理小孩费心力,则是各地区乃至从古至今小学老师的共通之苦。当然,苦的还不止这些。清代塾师就算赚得少点、工作累点,也还能坚持忍耐。最难受的莫过于学塾拖欠工资,到期不发或少发,可苦了这些本不富裕的塾师们。有人曾作诗说:“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老师们挨家“讨薪”的样子,真有点不成体统,但也真是无可奈何之举。

爱岗敬业,教育有方

总体来说,清代的塾师是一批爱岗敬业、教育有方的群体。生活的苦闷、孩童的顽皮,并没有影响他们尽职尽责地传道授业。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启蒙教育,才为这些小孩以后学习更高深的知识打下了基础。而且,针对小孩多动爱玩的特点,塾师自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教学方式。

抱怨过塾师四苦的蒲松龄,还写过一篇《训蒙诀》,翻译过来就是《幼儿教学大纲》。内容不长,浅显易懂,可以作为塾师的入门培训读物。从教小孩认字、读书、作对,到洞察孩童心理,乃至作息时间、大小便,都列出了相应办法,今天看来仍旧有其合理性。其实,古代塾师还有更为细致的教学管理方法。曾在宋代大儒朱熹门下学习过的学生,归纳了朱子的六条教书、学习方法,分别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子不仅强调学习时要步步深入,而且应常怀谦虚心态,做到学问与人品的同步提升。朱熹另外被人称道的一点是,读书也要有怀疑精神,一些不知名小人物的言论兴许能够启人心智,而一些大人物的言论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种开放的教学心态,的确值得肯定。

清代的黄六鸿,曾在《福惠全书》中记载过塾师一天的教学流程。从早到晚,每一刻钟都有规定的学习内容。每天早上小孩子来到学塾,先要背诵昨天学习过的知识。背完之后,才加一些新内容,争取做到熟读。早读之后,留出时间吃早餐。吃过早餐,开始上午的课程,包括临摹写字、讲解经书等。写字的时候,要逐字仿写。写错或写得不工整,塾师都会拿笔勾掉,令其重写,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塾师讲经的时候,须先讲大概意思,然后逐字讲解,务必明白简易,让小孩胸中了然。下午的课程,先要背诵早上所学内容,然后学习作对子。等到次日上课时,第一步也是先将昨日所学知识温习一遍,继而学习新内容,这便是“温故知新”。不仅如此,每过五日,塾师还要暂停教授新课程,让学生背诵、默写过去几天的知识点。每隔十日,则要默写过去十日的课程内容。

反复记忆的结果,便是学生能够记住更多的知识,进而逐渐积累增多。而且,我们以往对学塾小孩“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印象并不准确。灵活的教学方式,还表现在“因材施教”方面。清代嘉兴姚氏的家塾,分为东塾和西塾,东塾的学生层次较高,西塾的学生层次较低。该学塾规定,十岁以内的孩童,或大于十岁但智力稍显愚钝的孩童,在西塾学习;等到读书有所进步之后,则自动从西塾升入东塾。同样道理,东塾的小孩如果读书不够努力,进步不大,那么就自动降到西塾。东塾和西塾的学习内容、师资力量都有所不同,正是针对两边不同程度的学生而专门配备。

清代的塾师,大多扮演着启蒙导师的角色。他们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识和礼仪,虽然期待这些孩子当中能够产生未来的国家栋梁,但本质上还是延续了中国古人对培养“士”的一贯追求。这里的“士”,更偏重于一个人在学术、道德上的成就。而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也被以后中国的诸多幼初级教师代代延续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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