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沟通心灵纽带,民间想象力的利用

谈论传统这个话题,可能是在谈论古人与前辈,也可能只是在谈论你自己。我想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写作立场,无论你是传统的致敬者还是叛逆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围绕着传统这幢巨大的建筑忙碌,修修补补,敲敲打打,其实都是传统的泥瓦匠。

“在我的国家,经常会有人对中国人和韩国人存在误解,但从文学论坛之后,我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两国作家都是很好的人。”第四届韩中日东亚文学论坛落下帷幕之际,日本作家团团长平野启一郎在致辞中这样说道。在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看来,这句话恰恰说出了东亚文学论坛除了文学交流之外的意义——对于不同国家的人的深入理解和发现,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此次论坛的主题“心灵的纽带”。

传统给人滋养,其滋养的方式与途径千变万化。当人们在感恩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的时候,潜台词往往是感恩李白杜甫,感恩苏东坡与李清照,感恩《红楼梦》与《金瓶梅》,这其实都是感恩正典,也就是传统这幢建筑雕龙画凤的华彩部分。我们很少去探寻这幢建筑的地基,地基怎么样了?地基当然是被建筑覆盖了,它一直都在,只是不被注意。地基里有什么材料?当然多得不胜枚举。我想,应该有通常被列为另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甚至未被文字记录的某些儿歌、山歌、民谣。那里有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文学想象力,来自民间,它究竟是如何滋养我们的?我们其实快忘了。换句话说,当一个作者对世界的想象以最杰出的训练有素的文字呈现,并且结出正果的时候,当人们高喊一部杰作诞生了的时候,可能也正是一支山歌失传的时候,在伟大作家越来越多的时代,很多来自民间的想象之花正在山野间默默地枯萎。

三天时间里,韩中日三国作家们在论坛上围绕“传统、差异、未来及读者”等一系列论题展开讨论;在论坛外,大家或老友相见,畅谈之前参加论坛的回忆;或结识新朋,其中也不乏一位作家对刚刚认识的另一位作家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在这个前提下,探究民间想象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得很重要,那也是探究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角度。

作家与作品 读者与现实

我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民间想象力有实用主义的目的,它的最大特点是背对现实,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强烈的情感色彩是这种想象力的靠山,首先它是以一种情感安慰另一种情感,目的在于排遣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适感,所谓的民间生活不推崇思考,却极其需要发泄。类似怨恨、愤怒、惶恐、迷惘这样的情绪累积在一起,使得生活沉重,生活本身不提供彻底排遣的出口,只有寄托在想象上,只有想象,可以否定一个无望的现实,然后制造一个有希望的现实。

在17、18两日的论坛上,作家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展开了“紧锣密鼓”地交流。密集的发言带来巨大的信息量,包含着作家对于历史与未来,对于创作与读者,对于想象与现实等问题的多角度思考。观众提问和作家之间的相互提问,对于某个文学问题的深入探讨……论坛现场不时激起思辨的水花。

从源头看,我们的民间想象力最初体现在神话传说里,是对冷酷的现实采取的快乐抵抗。比如《大禹治水》。人们被水患折磨了,就去想象大禹治水,大禹不管用,民间不甘心,不放他走,就改变他的身份,继续想象,人和神混起来想象,于是有了水龙王,中国各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几乎都有水龙王的故事。这样民间的想象力对水患有了最后的裁定,从此把一切都交给水底下的龙王了,他们最终是把想象落到了实处,修龙王庙,去祭祀它,也让自己不倦的想象修成了正果。我们现在所说的许多迷信,其实不是迷信别的,是迷信自己的想象力。愚公移山的例子现在被赋予很多的寓意,但我觉得,这样一个故事,当它首次被民间描述时,不一定是为了张扬和歌颂人的意志,是从恶劣的生存环境出发的,愚公是一个问号,也是一个愿望,但民间并没有把愚公继续神化,放他走了,说明愚公最后仅仅是一个问号,既然是问号,就被民间暂时搁置了。而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我一直认为是民间想象力的一个特别完美的说明文本,有一个最强力最丰满的想象过程。最初从《左传》杞梁妻为亡夫要尊严这一点点事情出发,民间把这个女人的形象一点点地放大,扩充,几百年后这个女人成了孟姜女,人是一个凡人,情感是凡人的情感,身上却已经背负了一个巨大的使命,是一个神的使命。百姓把几百年来遭受的劳役和暴政之苦,浓缩在一个女人的泪水里面,他们派了孟姜女去,派了那些眼泪去,去把长城哭塌了。他们用这一次天斧神工的想象,逾越了令人窒息的现实空间,在安全中反抗,反抗成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享受,也得到了解脱。

平野启一郎在开幕式的演讲题目为《站在作家和作品、读者和现实的缝隙之间》,他提到一个很多作家都曾有过的经历:在听了读者的感想后才发现自己写作时有过的意图,以此来探讨“作者的意图”这一问题。他坦言自己不会断然无视“作者的意图”,因为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作者都会带着自己的意图进行创作——当然这意图也可以说是由语言组成的。平野启一郎认为,了解作者写过什么作品,受到了哪个作家的影响,在小说之外的现实中会有什么样的言行,思考“作者意图”的同时尝试自己对作品进行解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苏童和日本作家岛田雅彦在论坛开幕晚宴上致辞

在刚成为小说家时,平野启一郎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作家必须在作品里面表现所有的一切,其余的什么话都无需多说。”但在之后的日子里,平野启一郎从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散文或访谈中,特别是听他们的声音、看他们的瞬间表情,感受到了他们不同于作品的语言魅力。平野说:“作为读者,我常常处于作品和作家的缝隙。”但这一事实有时并不美好,“有道德污点的艺术家或文学家的作品是否具有欣赏价值”这一话题就颇有争议,平野认为,不遮蔽作者和作品之间的任何一方,是理解人及其存在的重要手段。

早期的民间想象力比较务实,这种想象力针对大自然的时候,还是充满善意的,你大自然为难我们,我们还是得和你在一起,只是要想办法,要修补你的缺陷,要你合作。但是针对统治者和权力时,想象是不客气的,是要破坏什么摧毁什么的,民间在现实生活中会揭竿而起,在想象的时候姿态更加强硬,有时侯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态度。

除了站在作家与作品之间,平野启一郎表示,自己也会站在作品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缝隙间思考。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将“当事者”这个命题再次抛给日本作家。旁观者是否真能理解当事者的心情,这个问题在大地震时尤为尖锐。平野认为,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他人,而且是共存的他人。为了互相理解,我们一直在努力,但同时又不能陷入完全理解了他人的傲慢之中。总之,对方心中有自己无法了解的部分——如果没有了这种谦虚感,我们就只会把他人视为自己的反映物。尤其对于作家来说,代表没有充分话语权的社会弱者或完全没有话语权的死者的尝试,就只能以失败告终。长年的写作经验让平野启一郎能够接触到各种想象不到的读者的感情,对此他总是忍不住欣喜,“因为我相信,比起我这个作者,他们更能理解小说登场人物的心境”。

从文本的流传上考察,看看民间想象力从强悍到柔软的过程也有意思。从干宝的《搜神记》开始,到南宋《太平广记》再到《镜花缘》《封神演义》《济公传》,到蒲松龄的《聊斋》故事,无数的文本记载了民间想象力的泛滥,我们发现随着时代变化,也许是民间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现实之重,意识到想象力从现实出发,最终还是落在虚无中,民间想象力的重心渐渐地有所漂移,渐渐开始回避现实,更多的是神狐妖仙的主题盛行,情感份量似乎反而是轻了。济公手里的一把扇子是一个例子。好多人鬼共世的故事,鬼是一个对立面,有时侯又是一个民间的补充面,而聊斋故事干脆是人狐共世了,让狐仙替冤屈或者梦想说话。当然你可以说,一切仍然与现实抱得很紧,是一种想象力的策略调整,但有一个无法证明的疑问是,民间对自己的想象力是不是也越来越看淡了,看轻了?

韩国作家金锦姬是从图书编辑转而写作的,她做编辑时曾听到一个说法:“这个世界存在3000名奇怪的读者,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书,最后都会卖出去的。”成为作家后,她在小说《仅一人的拥有》中描述了一位因为未得到三千名读者恩惠而“完蛋”的作家,但金锦姬认为,这个人物的人生并不算失败,因为小说中,他与一位读者相遇了,他们共享了日常,并直接参与了各种事情。金锦姬说,成为作家后经常听到所谓读者们的声音,有时会主动去网上搜索,有时是在活动现场面对面倾听。“之后,读者鲜活的话语和脸庞隐去,就总会有一种很深刻的孤独和寂寞”,她说,但那些无法触及的读者的存在,是让她安静坐在白纸前的动力。

我的印象,在对待民间的立场上,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民间被作为一个关注对象,成为文学的描述方向,是以人群出现的,作家们暗示自己站在这个人群里,描述这个人群的生活,是多少年来创作的主流。另一方面,作品里这个人群在场,生活在场,情感也在场,他们的思维和想象力不一定在场,在许多指向民间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民间的思维方式也许是缺席的,这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创作问题,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本身也来自民间,只是在写作过程中,他为自己虚拟了一个写作立场,这个立场有时虚伪有时真实,更多的时候他在游弋不定,寻找与时共进的捷径。所以,谈论这个话题的关键之处是,当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科学化,是不是也就注定失去了最原始的力量?当我们在长城上想象外星人,想象僵尸或者想象一场旷世绝伦的爱情时,我们还能想象孟姜女的那滴眼泪吗?

柴崎友香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参加东亚文学论坛时的情景,由于没有日译中的翻译,她的日文发言要先翻译成韩语,再从韩语译成中文。她在发言的第一阶段还能通过听众的反应知道他们正在谈论哪一部分,而到了发言的第二个阶段,已经完全无法把握了。在当时,柴崎友香明白了翻译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带离而传播出去,“不止如此,创作小说时,从下笔的那一刻起,我表达的意思就离我而去,而远方的支点正是读者所在之处”,“文学在书本这种形态出现于世时开始远离作者,当有人开始阅读,即读者存在时出现了小说”。柴崎友香说,写作是一项非常孤独的工作,然而读者也只能独自孤独地往前走。他们无法与别人共同阅读,即使相邻而坐,翻着同样的书,以相同的速度阅读,阅读过程中所想象的世界也只是出现在读者个人的心中。然而如夜星般分散的孤独的读者,具有同时在某处交流的可能,像马尔克斯所说,组成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而某些东西也因为这种分散的孤独才得以被感受和相传。

这是我的一点困惑,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传统与未来

传统是文学交流过程中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正如作家苏童所说,无论作家持有何种写作立场,是传统的致敬者还是叛逆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围绕传统这幢巨大的建筑忙碌,是传统的泥瓦匠。但人们在感恩民族的文学传统时,往往是感恩正典,即建筑的华彩部分,而很少去探寻被建筑覆盖的地基。苏童认为,被列为另类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甚至未被文字记载的某些儿歌、山歌、民谣,才是传统的地基,其中,有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文学想象力。而探究民间想象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重要。大多数情况下,民间想象力有实用主义的目的,其最大的特点是背对现实,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强烈的感情色彩是这种想象力的靠山。苏童说,中国的民间想象力经历了从强悍到柔软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许民间越来越意识到现实之重,所以民间想象力的重心逐渐有所漂移,渐渐开始回避现实。谈到对待民间的立场,苏童认为,在需多指向民间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民间的思维方式也许是缺席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本身也来自民间,只是在写作过程中,他为自己虚拟了一个写作立场,这个立场有时虚伪有时真实,更多的时候是作家在游移不定,寻找捷径。“所以,谈论这个话题的关键之处是,当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科学化,是不是也就注定失去了最原始的力量?”

亚洲的历史是充满伤痕的历史,围绕历史的种种努力是为了面向更加和平的未来。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值得关注。各国文学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能在与他者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此次论坛作品集开头的主旨文章中所提到的:“增进亚洲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没有什么比文学更有益的。”同时,在当下,各国文学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文学被暴露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威力和媒体快速多样的进化面前,社会的后现代属性在文学未来的发展之路上投下了阴影。基于这样的历史现实因素,此次的东亚文学论坛将“未来”作为讨论题目之一,通过了解各国作家所感受到的历史现实困境,倾听他们的希望,来重新审视亚洲文学的未来。

岛田雅彦关注到文艺作品中对于“世界末日”的想象,同时也谈及自己对于人类如何应对“大灭亡”的思考。全球变暖、流行性疾病、大地震和大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等,都是加剧“大灭亡”的原因,岛田雅彦说,“大灭亡”如果真的发生,人类可能不得不回到过去,甚至重建文明。他还思考了关于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未来所起的作用,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人工智能掌握着人类生死存亡的钥匙。他说,根据斯宾诺莎的定义,人工智能能把人类历经数千年构建的文明在几年间内破坏,同样也能重建。人工智能的文明占比越来越大,就像希腊神话里神一样的存在,掌管着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人类只有对人工智能善加利用,才能避免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毁灭的命运。“科学有不确定性,解决不了无法实证的问题,往科学化方向发展的产业界也一样,因此,关于人类灭亡的问题,惟有文学才能解决。”

韩国作家邦玄石从母语的角度展望韩朝两国文学的未来。他认为,互相不理解对方内心的话,就不可能共存。当今世界的纷争、暴力、屠杀等都是因为缺乏互相理解。本质上来说,文学就是了解人类内心、探索人类关系的艺术。而阅读彼此的作品,是最快的增进相互理解的方法,只有韩国和朝鲜的作家努力把曾经放弃的“母语的另一半”重新拾起,韩国文学才能有未来。

小说家崔恩荣的短篇小说《xinchao,xinchao》的人物原型来自于她22岁和24岁时两次去越南旅行和工作的经历,而她创作这篇小说的根源则是上高中时读到的有关越战时期韩国军队对于越南人民的暴行的记载。在小说中,来自韩国的“我”对越南女孩“翠儿”说:“我对自己的无知表示道歉!”作家表示,即使明知这句道歉不会改变什么,但对于牺牲者和遭受暴行的当事人,认识到错误然后真诚地道歉,就会有一丝恢复的可能性。作为作家,崔恩荣说自己“想用尽全力屏住呼吸,去侧耳倾听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和呼喊,向他们展示‘我在尽全力听着’的姿态”,以此和自己、和后代约定,不要重演那样的历史。

时间是无情的单向通道,“过去”的“将来”就是“现在”,而“未来”正在展开,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更改。但日本作家上田岳弘说自己是“对早已注定的东西存在疑问,对尚未出现的东西饶有兴趣”的人,因此才要赶紧观察“现在”,以此为基础思考“未来”。上田岳弘说,在想象眼前并不存在的世界时,“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自己正在反抗。究竟在反抗什么,那种感觉是否正确,我自己也不清楚。但随着作品的脱稿,在作品世界之外,隐约看见了一个像烟雾一样摇曳存在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他认为,用“未来”一词来表示这样的世界最为恰当。

永利集团官方网站入口,三国文学之夜

10月17日,论坛第一天。三国作家经过一天紧张的讨论之后,又在晚间相聚,参加东亚文学论坛的一个传统保留项目——三国文学之夜。韩国作家姜英淑、徐河辰、郭孝恒,中国作家雷平阳、王威廉、甫跃辉以及日本作家岛本理生、小山田浩子、上田岳弘等为与会作家及听众朗读了自己的作品。由声音、曲艺乃至舞蹈动作演绎的文学作品,被赋予了跳脱出文字以外的丰富意蕴,也令作品的交流更加生动。

姜英淑朗读了自己创作的小说《劳克林》,小说讲述了罹患红斑狼疮的主人公“我”在沙漠地区劳克林的生活,笔触细腻,展现出现代人无处安身的困境。“你不是问我和未来有什么关系吗?的确,大众的未来和我是没什么关系,他们会无情地丢下我,可我,我现在要去自己的未来了!”王威廉朗读了自己最新的短篇小说《野未来》。主人公赵栋最终以一种魔幻的方式在现实中消失,极具象征意味。小山田浩子的作品被评价为“让日常里隐藏着的另外的世界浮现出来”,她在文学之夜上朗读了自己的小说《拜访姨妈》,这是以作家梦中看到的情景为基础而写的小说。小山田浩子说,从作家的立场来看,现实与幻想之间所有的一切,即使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也是没有差异的。梦虽然只出现在大脑中,却是很明显的现实,能让人确切地看到、闻到和感受到。

“是的,他没有等待多长时间/虎啸声很快就传了过来/身边的菩萨也为之一抖/随后,那头他和哥哥寻找多年的老虎/它终于出现了。世界也因此/顿时疯狂、失控、虚空……”两位演员身着民族服装,一人席地而坐以击鼓,一人站立说唱并配以简单的动作,这就是传统朝鲜民族艺术形式“盘索里”。雷平阳富于叙事性的诗作《虎啸图》被改编为“盘索里”的形式呈现给现场观众。盘索里艺人运用各种语言技巧,以抑扬顿挫的说唱形式刻画了诗歌中兄弟二人寻找老虎复仇的故事,即使不懂韩语的听众,也能从表演中感受到诗中所展现的紧张感以及结尾处的意味深长。精彩演出引起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也为作家们的交流增添了有趣的话题。

在首尔的主论坛结束之后,三国作家又于10月19日赴仁川,参观了位于仁川的韩国现代文学馆,并听取了作家崔元植所作的关于“仁川与韩国文学”的报告,了解了“仁川登陆”等历史事件对于近现代韩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三国组委会负责人召开会议,总结此次论坛的成果,并商讨下次论坛的举办事宜。当天,苏童、平野启一郎、玄邦石还参加了与仁川读者的交流活动,其他与会作家们则参观了位于仁川的全部由填海而成的松岛新城,并登上IFEZ宣传馆,感受松岛的“智慧城市”建设。

10月20日一早,中日韩三国作家热情告别,相约下次论坛再见。在离开韩国之前,铁凝、张炜、苏童、邱华栋、徐坤、雷平阳、曹有云、甫跃辉、王威廉等作家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赴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华等交流了此次东亚文学论坛的情况,并对此次论坛举办期间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邱国华大使表示,10年间,东亚文学论坛能够坚持举办并将继续举办下去,这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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