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南北混战的黑暗时代,谁是刺杀国民党教父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1913年3月20日夜晚,沪宁火车站和往常一样人流如织,川流不息。火车拉响了启程的汽笛,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和廖仲恺挥手作别,走进了检票处。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票处骤然响起三声枪响,宋教仁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车站上顿时秩序大乱,旅客四处逃散,刺客乃乘机逃逸,无影无踪。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民权宪政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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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一传开,便在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报纸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竞相报道了这一令人痛心而意外的消息。袁世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部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阙功甚伟。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1913年,政党政治曙光将现之际,宋教仁突然被刺,全国上下人心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凶手。而随着案件真相显露,中国政治局势因之急转直下,南北双方兵戎相见,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

在群众和舆论的逼迫下,袁世凯电报江苏都督程德全:“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

宋教仁(1882-1913),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人。1902年去武昌普通学堂读书,期间与黄兴结识,相处甚密。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西园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时,年仅22岁的宋教仁被推选为副会长,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随后他被派往湖北,在武昌组织华兴会支部。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署名“渔父”,发表了大量时论文章,披露清政府假立宪法的真面目。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长。1912年5月,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曾拟定整顿农业诸项政策,在民国建设中显露卓越的才华。

正当案件的调查工作在忙乱中进行的时候,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惹得当时人心惶惶。当然,报纸上的言论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宋教仁就因为政府的体制原因与孙中山有过争论。

宋教仁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才,精力充沛,口才出众,组织能力强,政治素养出类拔萃。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在他的主导运作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62席中占有392席,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仅223席。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通过合法组阁、实现政党政治的前景可期,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预期和政治热情。

孙中山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之时,宋教仁就向孙中山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即由宋教仁出任总理,实际掌管内政外交,而孙中山的总统则做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孙中山表示反对。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孙中山主张的总统制还是更为符合时局。

在国民党选战告捷之时,宋教仁正在家乡湖南桃源探母尽孝。闻讯后他立即动身,沿江东下,一路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大造舆论,大有实行民主政治舍我其谁之慨。其言论风采,令听众欢欣鼓舞,涌动如潮。

国民党组建后不久,孙中山就不太过问党务,本着为国为民多做些实事的心态,四处考察铁路。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孙中山仍滞留在日本。

以“稳健”著称的宋教仁锋芒显露,自然招致忌恨。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全力协拿凶手,限期破案。黄兴与陈其美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悬赏万元,缉拿凶犯,可是却始终找不到有力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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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英租界的巡捕房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人,巡捕认出了他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古董商。这位古董商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一番供词,才使得刺宋案渐渐走向了明朗。当时,他对巡捕这样说道:“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夔丞的家里兜卖古董,他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为报酬。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夔丞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夔丞,便可找到凶手。”

袁世凯仍然接连电邀宋教仁北上赴京,共商国是,时人以为这是宋要组阁的迹象。

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也曾是革命党中的一员,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由上海启程,乘特别快车,沿津浦路返回北京。10时左右,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陪同下,宋教仁从《民立报》社来到沪宁车站接待室稍事休息。10时40分,宋教仁在吴仲华引导下,与拓鲁生、黄兴、陈勤宣、廖仲恺等人一起,向车站检票处走去。刚至检票处,忽然响起一声沉闷的枪声,只见宋教仁用手捂住腰部,惊呼:“我中枪了”。紧接着两声枪响后,车站旅客惊慌逃散,一时秩序大乱,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迅速趁乱逃之夭夭。

湖北路迎春坊228号,一位女子正替坐在茶几边的男人上茶。突然,大门被踢开,门外出现的是租界的巡捕。女子大惊失色,男子见状,正欲翻窗逃跑,就被巡捕按到墙上,戴上了手铐。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应夔丞。

于右任迟了几步赶来送行,正值宋已中弹,急忙借来汽车,将宋教仁急忙送往沪宁铁路医院,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由此可见暗杀者致他于死地的决心。

应夔丞并非刺宋案的动手之人。根据应夔丞提供的线索,巡捕又来到文元坊搜查。一名巡捕突然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在向文元坊靠近。这人一只脚刚刚踏进文元坊,即被突然现身的巡捕逮了个正着。男子一脸的意外,而逮捕他的巡捕更是满脸的震惊。这个人正是流窜上海的亡命之徒——武士英。

宋教仁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并表明心迹,诚挚地希望:“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武士英被捕后供认说,应夔丞答应给他1000元,拿出宋教仁的照片,让他行刺。而直到行刺得手,武士英仍不知道宋教仁究竟是什么人。

22日凌晨病情恶化,至4时,已不能言语,遂含恨而逝。据送行的友人描述,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做依依不舍状,眼眶中尚有泪珠。

当时人们的疑问是,应夔丞为什么要买凶杀害宋教仁呢?这要从宋教仁所处的历史环境说起。

23日午后3时大殓。给遗体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教仁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最后拍了两张照片,一张赤身,一张正冠礼服。

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便成了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洋人痛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瞄上了袁世凯。原因很简单,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阴谋家,而后者是理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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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孙中山对于袁世凯,却并不是完全的信任。这一次,孙中山站在了宋教仁这一边。孙中山虽然让位给了袁世凯,但却在让位之前通过了《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希望借用法律的形式来限制袁世凯将来可能的独裁。

3月23日,宋教仁遗体出殡时,由吴铁城等乘马前导,极尽哀荣。1913年4月13日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居正赞礼,汪洋读祭文。

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于是人们对案件的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

对于一心想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废除责任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3月21日,袁世凯迅速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立悬重赏,勒限缉凶”。3月22日下午,又下令令“迅缉凶犯,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与此同时,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舆论。

国民党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国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宋教仁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黄兴致函闸北警局及公共租界总巡捕,申明如能拿获凶手,即赏银1万元。

袁世凯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便派人给宋教仁送去西装和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在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并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此后,宋教仁一如既往地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

3月22日晚,案情即露端倪。一个国民党员带着一个古董字画商王阿法来到英租界的巡捕房。王阿法说,一周前,有个叫应夔丞的拿出一张照片,叫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法未应允。而后当看到报纸上登出宋教仁遗像,才恍然明白应夔丞叫他暗杀之人正是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起程回北京,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当晚10时许,火车进站。宋教仁几人边说边行,走到了检票处。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只见宋教仁以手抵腹,倒在了血泊之中。

永利平台网址,英国巡捕根据这一秘报,在迎春坊妓院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前往其家中搜查,在应家发现了一人神色慌张,带回巡捕房审讯,发现此人正是暗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随后又在应夔丞家中查获了大量公文,并抄出手枪一支。经认定,枪内子弹与宋教仁体内取出子弹型号相同。

宋教仁被迅速送至铁路医院,但终不治身亡。

与此同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命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潢详查“宋案”前后各地来往电报,发现在此期间应夔丞与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迭有电报往来。在应家查获的公文中,也搜出同样内容的密电和信函。这些函电表明应夔丞与洪述祖是暗杀的主凶,而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世人皆知洪述祖、赵秉钧两人是袁世凯的心腹。一时之间,案情似乎已水落石出,幕后主使非袁世凯莫属。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刻,于是人们对案件的背景和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

黄兴愤然写了一幅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捕房的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的宅邸进行第二次搜查。搜得多件公文凭据,并发现了贴有封条的皮箱一只,以及五响手枪一把。巡捕房将案发当日从车站拾到的两枚弹壳,与枪内所存子弹进行比对,两者均为相同型号。

国民党人经过半个月交涉,4月16日,上海租界公审公廨才同意将应夔丞、武士英两犯移交上海检察厅接管。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革命党人强烈要求下,提出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并在4月26日将搜缴的全部证据公布于众。

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函文,负责这起案件的程德全不禁大惊失色。谁都没有想到,刺杀宋教仁的案件背后,居然是这样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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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洪述祖。洪述祖人称“洪杀胚”,在当时担任内务部秘书,实际上他是受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子,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宋教仁遇刺案,使一度缓和的南北关系迅速紧张起来。袁世凯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赵秉钧也被迫于5月1日称病离职。孙中山力主乘民气高涨之际武力讨袁,提出“联日”、“速战”,组织军队先发制人。但黄兴与胡汉民、谭延闿等多数革命党人认为南方军队准备不够,主张法律解决,通过国会中的合法斗争来制裁袁世凯。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已势成水火,兵戎相见已经不可避免。

难道以洪述祖这一区区内务部秘书就敢公然行刺国民党党魁了吗?刺宋案是否还有着更深刻、更隐秘的内幕呢?这天,愁眉不展的程德全正在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几份函电,突然,一个名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百年后的今天,宋教仁遇刺案究竟何人主使,学术界仍存在分歧。有学者就认为,宋案多有蹊跷之处,陈其美有更大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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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疑问的是,宋案是民国政治史上的悲剧,政党政治的梦想随之彻底破灭,政治暗杀则被后起者仿效,良性政争仍然遥遥无期。

赵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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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赵秉钧,曾任内务部部长,时任民国内阁总理,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面对这样一位人物,程德全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说起来赵秉钧与宋教仁还有同款之宜。宋教仁屡次进京,与袁系人马最谈得来的就是这位赵秉钧,甚至宋教仁每次进京,都住在赵秉钧的家里。然而,在权力争夺面前,赵秉钧也不得不痛下杀手了。

正当程德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响起了尖锐的电话铃声。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张一麐,是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致电程德全了。致电的原因程德全早已能倒背如流:向巡捕房索取刺宋案中牵涉到中央的证据,并立刻派人送往北京,电话里还不忘特别叮咛一句:可不作正式报告!

但是,在孙中山与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公诸于世。原本就已经暗流汹涌的海面被投掷了无数颗炸弹,新闻界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袁世凯与刺宋案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案子自此急转直下,袁世凯被无奈地推到了台前。当时民意滔滔,袁世凯不得已要想出些化解的办法,于是,他暗示京兆尹王治馨,在京举行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为自己开脱。

这个王治馨是个糊涂虫,他在追悼会上说,应夔丞到北京后,曾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总理也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无关,完全是应夔丞和洪述祖一手策划的。

王治馨的这番话让人听来有欲盖弥彰之嫌,把袁世凯和赵秉钧气坏了。

可案件的真相,却随着当事人一个个离奇死亡更加迷雾重重。

武士英被捕入狱之后,于1913年4月24日在狱中暴毙。外界传言,这是应夔丞的党羽为了杀人灭口,把毒药放入馒头送进监狱把他毒死的。

而与此同时,应夔丞还依然被囚狱中。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应夔丞在兵荒马乱之时,纠合狱中囚犯越狱逃跑,躲进了青岛租界。

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仓促上阵,实力不足,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黄兴迟疑不决,主张法律解决,“二次革命”遭到挫败。

之后,黄兴、孙中山纷纷出逃海外,而袁世凯则在数月之后,当上了自己觊觎已久的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夔丞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并大摇大摆地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当初“毁宋酬勋”的诺言。袁世凯如果授予他勋位,那就等于自己承认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这让袁世凯非常头疼。

应夔丞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1914年1月,袁世凯突然派他去天津。从北京开出的火车上,应夔丞悠闲地张望着冬日的景色。两条人影闪进包厢,包厢内传出一阵惊叫,片刻之后,就恢复了平静……

应夔丞的死讯传出后,天津《大公报》马上登出消息并配上评论,评论中毫无掩饰地指出:“公然发电卖功,旋复大摇大摆款段入都,蛛丝马迹,宋案之底里,因不难揣测而知。”把矛头直指袁世凯,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914年2月27日晨,天津河北区仁寿里赵秉钧的私宅中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都督病死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此时的赵秉钧只有51岁。

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将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赵秉钧死前一段时间,还曾经多次前往北京晋见袁世凯,对外的报道为研究国体事宜。

在这样的时刻,赵秉钧的死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赵秉钧的死,使得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的说法缺少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证据。

而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因袁世凯十分痛恨他在宋教仁追悼会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于民国3年6月,以他贪污区区500元之罪将其处死。

最后一个轮到的,便是北京方面的直接联络人洪述祖。洪述祖一直暂避青岛,直到袁世凯一命归西,他才敢出来活动。却没想到在上海惹上了诉讼官司,刚刚处理完想离开,就被宋教仁时年15岁的儿子宋振吕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之罪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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